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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静:对人很感兴趣 打开别人心灵才能触碰真相

2013-01-29 16:21 来源:本站 作者:宁静致远 进入社区 点击查看评论

[导读]: 如你所见,纵向,柴静的成长,横向,柴静的流行,是这次采访的内在纹理。

  “我渴望呆在最寂静的角落里,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。”这句话出自柴静的日记,后来又多次出现在柴静或关于柴静的文章里。它令人印象深刻,以至于被用来解读在柴静新书《看见》首发式上的一张照片:

  11位文化名人人手一册《看见》站成一队,柴静坐在他们前方。解读者认为,柴静一如以往地安静。

  《看见》一书,首印50万,是柴静讲述十年央视历程的自传性作品,其中有这十年中

  最为重大的公共事件,如非典、两会、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、华南虎照片事件、药家鑫事件等的亲历记录,她在书中敞开自己的思考与内省的过程,可见柴静自身精神成长的过程。

  封面故事

  2000年,我还是湖南卫视“新青年”主持人,进了央视后,这个头发很快被剪短了,穿上了套装,坐在主播台上,想着自己脸上的表情、语言、化妆、衣服。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,不知道怎么才能忘掉自己。陈虻说:“回家问你妈、你妹,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,别当了主持人,就不是人了。”(王轶庶 摄 柴静 供图)

  柴静是山西临汾人,出生于1976年,父亲从医,母亲师教。她自小贪恋文字,很早开始自己的阅读生活,父亲订阅的《中医杂志》,母亲的函授书籍,都成为她阅读的对象。因为识字早,四岁就上小学,与同学的年龄差距,让她格格不入,她写幼时的自己,一个孤独的孩子,靠墙背手看着人家玩沙包、皮筋。

  1991年,15岁的柴静进入长沙铁道学院会计系。关于大学生活,我们在柴静的文字里可以看到两种表述,一种是张扬的,“在那里学会谈恋爱,跳摇摆舞,靠写文章出尽风头和赚到生活费”,一种是孤寂的,“不习惯集体生活,与同寝室的女生都疏远,天天插着耳机听收音机”。

  19岁时,柴静开始主持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间情感类节目《夜色温柔》。人们把满腹心事付诸笔端,经由柴静的声音传递给陌生的人们,大家在陌生人的故事里悲哭欢歌。她说,当初做广播,是因为不想做小会计,愿意在深夜里聆听各种孤独的声音。为此,她挣脱了彼时定向分配的体制安排,为了自己喜欢的工作,交了一大笔出路费。

  她曾经的听众如此形容她:“她曾经用19岁的声音,温暖了长沙漫长静谧的黑夜”“如水流过的声音,略带忧伤的句子,郑智化沙哑的歌声《让我拥抱你入梦》,让小女生们泪流满面”。多年以后人们在央视节目看到的柴静,身体前倾,目光注视受访者,不断点头。一种倾听的姿态。她希望给予每一位受访者以尊严,以及,被理解。

  《夜色温柔》十分红火,柴静也成为当时湖南最著名的主持人之一,她却不甘心就此停靠自己的生活,1998年选择辞职北上,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学习电视编辑,为自己充电。后来,她反思二十岁时的自己:“抄在本子上的,是政治经济学课上的一二三四点的笔记,边角上还抄着流行歌曲、亦舒言情小说里的字句”。没有被教授足够的知识去关系公共事务、参与社会,她为自己感到遗憾。被她拿来做对比的是20岁的胡适,他背诵抄写着《新民说》《天演论》《群己权界论》。老师们出的作文题目是“论日本之所以强”和“言论自由”。

  打开心灵,触碰真相

  在北广不到半年,柴静成功入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的兼职记者,不久后受湖南卫视邀请,成为《新青年》的电视主持人。从电台到电视,她的知名度再次提升。2001年,她进入央视,在“东方时空”因收视率下降被迫改版后新增栏目《时空连线》任节目主持人,是央视编制外职工。她在《看见》一书中写当时自己采访完了夜里编辑片子到凌晨三四点时的情景:“我是临时工,没有进台证,好心的导播下楼来,从东门口的栅栏逢里把带子接过去。回到家电梯没了,爬上十八楼,刚扑到床上,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,要换,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,一级一挪,再爬下去。”

  2003,柴静从《东方时空》到《新闻调查》,从主持人成为出镜记者。那一年春天,“非典”肆行,她参加了《北京“非典”阻击战》的拍摄,成为最早冒死深入“非典”第一线的采访记者之一,三天六次进入病区。她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面容,让人们记住了她一位勇敢坚定的央视女记者。关于“非典”的采访,柴静说:“作为普通人的时候,我可能很软弱,但是作为记者的时候,我却非常坚强。”因为记者有很多武器,比如,摄像机镜头,纸和笔,发问的权利。对普通人和记者此二者的区分,经常可以在柴静的文章中看到。

  由于2003年的“非典”采访,柴静被媒体多次报道,有人赞美她的勇敢,也有人敬重她在信息不够开放的社会执着于真相的探寻。之后,柴静从主持人成为一名调查记者。她在接受采访时说:“记者需要的是欲望,去知道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记者不是谋生的手段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,就是因为它赋予我打开别人心灵的权利,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。打开别人心灵的瞬间,你会触碰到一些真相。”

  2006年,柴静被选中报道央视的两会节目,优雅知性的女性形象与严肃政治结合,使得关于两会的报道多了些许人性的色彩,而柴静对提真问题的坚持,又为节目增添了冷峻睿智的气质。那一年,柴静开设了个人博客,在博客上与网友互动。网友称她为央视最“亲民”的主持人。

  主流媒体内的新闻专业主义

  2011年8月,柴静主持的《看见》正式开播,人们可以在她的博客上看到每一期节目的预告、节目视频、文字简介以及幕后故事,她的博客成为新闻报道背后的报道,一种更加感性的叙事。博客也为柴静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的表达平台,她写下诸如关于顾准的思想随笔等,赢得了知识群体的认可与尊重。

  越来越多的人,将柴静称之为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在她的文章里,胡适与顾准的话,被引用的频率增加了,尤其是胡适,她不仅引用胡适关于自由、民主与独立之间的关系,甚至在意想不到的地方,也会出现胡适:“日子就像胡适说的,‘平淡而近自然。’”

  作为国家最大的主流媒体,央视内部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氛围,有其自身的价值衡量体系与思维体系,容易将置身其中的人塑造成相类似的气质,但这样的氛围,也使得那些有能力又有力量持守自我个性的人,变得耀眼,白岩松、崔永元等,都是这样的著名主持人。而柴静的耀眼,在这之上。

  就媒体业而言,电视较报纸杂志更保守,也更晚走出宣传角色进入专业主义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媒体走向市场化,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媒体缓慢扎根,真相可以埋葬虚伪与谎言,真话能刺穿戾气与悖谬,事实本位的新闻则可干预社会,媒体人一路寻找新闻梦想得以实践的现实空间。

  从深入“非典”第一线,到调查山西污染事件,再到采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等,这些人们更习惯在市场化杂志上看到的深度报道,出现在央视,令人惊喜。

  而对柴静而言,从电台主播到央视调查记者,是走出自我走向公共社会的过程,她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自身的嬗变:从文艺女青年至新闻专业主义者,从哼唱《让我拥抱你入迷》,到论析胡适名言:“你们要争自由,不要争民主,给你自由而不独立,仍是奴隶”。她仍在变得越来越显眼,大有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之势,在文字里她是谦卑的:“我的起点太低,用不着发愁别的,接下来几十年要做的,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敷出来,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,想到这点就踏实了。”

  “我确实对人很感兴趣”

  新京报:你拥有很多诚挚地喜欢着你的读者,他们的存在,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?

  柴静:我这十年,也没见过他们,也不知道他们是谁,有多少,在哪儿。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的时候,我听到工作人员说,很少见素养那么好的读者,在大冷天安静地排着队等待签名。而对于我而言,这些读者拿着书到我面前的时候,已经排队很长时间,还跟我说,你辛苦了。说得我都快哭了。我与他们相处,其实只有几秒钟的时间,我希望在这一段的时间里,能和我的读者有一个眼神的交会,我微笑着,说谢谢,这也许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温暖。事实上,在签售的过程中,最放松的时候,就是看着读者并对人家说谢谢的时候,他们脸上久久未褪的笑,是对我的一种馈赠。他们都是很普通很善良的人。

  新京报:你从事新闻行业之前,做的是电台的工作,而且是那种通过声音交付内心,或者说,不断进入他人内心的状态,这样的开端,对你后面的新闻职业道路有怎样的影响?

  柴静:我觉得不能说是开头影响了后来。那是一个初衷吧,做传播的初衷,本来就不应该失去。我是误打误撞。我是第一代湖南广播电台的所谓的长聘员工,在我之前,必须是专业对口院校毕业的分配员工,我当时懵懵懂懂,都不知道这些背景,恰恰在1995年留下来,是这个社会刚解冻的时候,我是铁道学院毕业的,工作单位已经安排好了的,是中铁十七局。不服从定向分配,需要交数额不小的出路费。当时社会就是如此,人被僵冻在一个地方,要挪动一下,代价很大。但我当时就想做电台的工作,不假思索,非干不可。自己的满足感,就全部来自工作,来自工作中与人之间的交往,我确实对人很感兴趣。我在签售会上见到读者的感觉,非常像我当年与我的听众之间的关系。有听众给我寄明信片,上面写着:“大众是最好的雇主。”我记住了这句话。后来做新闻,也是这样的。

  这也是我说的,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是,能不能诚实。心灵流动的轨迹,你若是想隐匿,是可以隐匿的。但是,你若是选择隐匿,你就失去了读者与你之间的共鸣。但袒露又很困难,一旦袒露,你的缺陷、不安、痛苦也会在别人面前一览无余,所以,就是要把它写出来。重要的是,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写。

  “记者是要将事情袒露出来”

  新京报:在你新书的首发式上,老六再次引用一句话来赞美你,说你既是男人中的异性,也是男人中的同性,你在这些好友之间是没有性别的,“她本来也没有”。你听到这样的评价有何感受?在自我承纳层面,你会珍视自己的女性身份,还是会有意识地抵消这个身份的某些特征?

  柴静:其实,跟男性与女性没有关系,我觉得,朋友是人和人的关系,只不过恰巧他是男人,恰巧我是女人,仅此而已。

  刻意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,或者太在乎女性身份,都是太拿外界当做自我的参照了,在我看来,珍视或者抵消女性身份,肯定是因为有一个参照系统在那里。新闻界有个传统是说,女性不要有女性身份,我也会面临这样的声音,但总体来讲,它没有怎么困扰我,我觉得女性或者男性,应该像呼吸那样自然,如果你想着你该怎样呼吸,那你就难受了,自然而然就是了。

  新京报:很多人评价你的作品,会用一个词,流畅,再加一个词,有哲理,然后再加上,悲悯。你在写作的过程中会去揣摩读者的期待吗?会有意识地迎合读者吗?

  柴静:没有揣摩和迎合吧。

  有时候,人遇到某件具体的事情时,通常会有相似的反应。作为记者,我也许要做的是,诚实地意识到它,并且将其袒露出来。

  这也是我说的,写这本书最困难的地方是,能不能诚实。心灵流动的轨迹,你若是想隐匿,是可以隐匿的。但是,你若是选择隐匿,你就失去了读者与你之间的共鸣。但袒露又很困难,一旦袒露,你的缺陷、不安、痛苦也会在别人面前一览无余,所以,就是要把它写出来。重要的是,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写。

  新京报:“作为一个记者,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,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,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,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……为这个职业,我愿意倾尽所有,但是,作为一个人,我是如此不安。”就你的体验与理解,记者这个身份,其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,有何特殊之处?在《看见》这本书里,你会有意去谨守“记者”这个身份吗?还是,把自己从记者这个身份中释放出来?做出这样的选择,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?

  柴静:记者比非记者多一个“问”的职责,这个职责你知道,对方也知道。但像那个踩猫的女性,她喝酒的时候,听你唱歌的时候,她忘了,所以她向你有一个交付。但是她坐在你对面,你不可能因为她交付了你就不“问”了,这个问要触及到她最难堪最受拷问的人性部分。但没有办法,像同事说的“你让她难堪了,但你不能不问”。我能做的只是我也很难受,我跟她共同承担这种难受。

  写书时,我觉得事实准确是记者身份的要求。其他部分让它自己流淌吧,新闻的原则不是干燥的铁律,是你在描写生活时,它从生活中自己浮现出来的。

  “我只是想还原他们的生命”

  新京报:你把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写得非常有个性,每个动作、每一句话,都意味深长,这容易让人把目光从书页上收回来,而重新转向人身上,以及作者身上。你在写人的时候,会有所虚构吗?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赋予他们个性吗?

  柴静:没有吧,我只是想还原他们的生命。已经经过的事情,很容易变得很平面,关于某个人的印象会变得很模糊,死去的人,会变成一个名字,如果能写出他生命的实质的话,哪怕就只是片断,他好像就会重新活一遍。但我真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。所以我一开始,不用资料,而是靠自己的印象去写,因为我想唤醒这个实质,究竟是什么。写作的过程,其实是寻觅的过程。你记得的是这个事情,而不是那个事情,都是有其原因的。

  新京报:你的很多文章里,读者们能感受到一种宽和清健的力量,一种积极理性地看待世界的努力,对你自己而言,是否也包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自我暗示?

  柴静:其实写的时候是不觉得,你想,采访完踩猫的女性,你在半夜里12点,同伴们已睡下,你不能开灯,你拿着圆珠笔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开始写,周遭的世界已经沉入黑夜,你什么都看不见,你没有什么目的,只是想写下来,心里难受,折腾得睡不着,你只能写下来,写下自己的不安,这是唯一的宣泄方式,承认自己有让自己为难之处。你所说的力量,善或者好,其实不是我写的时候的目标,是我自己在不得不写的过程中拱出来的。只有这样,你才能得到安宁。

  新京报:做新闻调查,追逐真相,是一个艰难的旅程,你是否有过内心坍塌的时候?你似乎很少把内心的无力与崩溃,幽怨与愤懑诉诸笔端,是什么支撑你一路走下来?

  柴静:我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坚强吧。你看我写“山西”那一章的时候,我是在书稿截止之前加了最后一段,就是关于石榴那一段。(《看见》P132)那应该就是一次崩溃。我写那棵石榴树被砍倒之后,我在电话里冲着我爸又哭又喊,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向我的家人宣泄自己的压抑,那就是一次崩溃。有些东西是无可安慰的,你只能选择写还是不写。

  我只对我自己负责。我的书想说的也是,人应该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内部,眼睛向内观看。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,老天给你的时间,就那么多。

  “写作者是被人解读的”

  新京报:荣格说,一个人不是凭想象光明来觉悟的,而是意识到黑暗,或使黑暗化作意识。就是说,面对黑暗与阴影,面对自身的“恶”,尤其重要。我们可能在你的文字里读到的更多的是关于光明的觉悟,比如你对人性的宽容、对平等正义的理解、对独立自由的辨析,关于你自己人性的剖析可能不是那么多,你是否有意选择在文字层面呈现一个不断完善的自我,而不是一个不断与自身黑暗斗争的自我?

  柴静:这是一个最终的结果,就是说,这可能是读者对这本书的解读,我写的时候,有过一次跟六哥(老六)的交谈,当时很意外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,是想写人的,写他人,写我的报道,并没有自觉,是要写自己,除了写“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”那一章。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身份是记者,尽量不要写自己。但他看完初稿后,跟我说,好的写作者,比如何伟写《寻路中国》,何伟从来没有想过写他自己,可是通过他写他人,却看到了他赋予每一个人以尊严。其实,写作者是不自觉的,或者不自知的。是被解读的。

  新京报:公共理性,比如平等、公正、正义,可以放在公开的言论平台去讨论与诠释,私人理念,比如爱、善意、自由等,其表达的方式与途径,都是私人的选择。你在写《看见》的时候,是否有一些表达上的倾向?愿意让更多属于公共理性的东西,浮现在字里行间?或者说,对邀请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,有一定的顾忌?

  柴静:可能正相反吧。我跟牟森有过一次信件往来,大概是我写了三四章的时候给他看了,他不太满意,给我回了一封信说,说你这不像新闻记者的写作,我认为一个记者应该有写史诗的雄心。你问的这个问题,若是要回答的话,我会再次提到我写作的初衷,本来就不是为了公众写的,但在写的过程中,会意识到你是写给一个个具体的人看的,这些人未必是学新闻的人,是最普通的人,所以,我的书,其实很个人,没有借鉴,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写作方式,我看过国外同行的写作,但最后写出来的,是按自己的方式写的,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。我的书,不同的章节,是在不同的状态下写的,写“非典”或“地震”,“眷恋”或“陈虻”,都是有各自不同的心态。唯一相同的是,真实地写,孤注一掷,投入其中。

  写作对我而言,是一种交付,很不容易,会触及你内心深处的东西,我没有从概念出发来谈论。如果在写作之始,去想我要说什么,我是不知道的。书的序言,也是我书稿全部交稿后,在去国外的飞机上写的,因为大家都说不写序言,太违反常规,所以,我是在飞机上写,那我到底写的是什么呀。有朋友曾经跟我说,写一本书,你必须用一句话来说明,而且,只用一句话就说明。其实在此之前,我是泥沙俱下地写的,写序的时候,才理解自己写了什么。

  “我没有以完整自我为出发点”

  新京报:你曾向钱刚老师反思自己,说自己只读过言情小说,离专业新闻所要求的知识素养有一定距离。那么,你是否会有意去为自己补充营养?有意识地去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视野?

  柴静:我没有以完整自我为出发点,去阅读,那样的话,也太功利了,也做不到。我是带着我的困惑阅读的,就是碰到什么事情,困而求知。我这几年的阅读,也都体现在我的博客里面,我写顾准的时候,写了八九千字吧,不是为了发表,而是要把不得不说的东西,表达出来。阅读本身没有什么目的,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困惑,为了解除困惑,就会去阅读。在这个过程中更新自己。

  新京报:在一个社会文化秩序不够完善的社会里,你若是择善固执,想有所坚守有所为,就会与你所在的环境的秩序与规则发生冲突。有没有人给你示范,此种情境下该如何行事?

  柴静:我只对我自己负责。我的书想说的也是,人应该把重心建立在自己的内部,眼睛向内观看。就像同样的历史时期内,苏联会有阿赫玛托娃,而我们为什么只有《艳阳天》。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,老天给你的时间,就那么多。

  我敬佩的是钱刚,认识他那么多年,没有听到他一句抱怨与牢骚,他永远保持关切,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他对我而言,是一个示范。我觉得,人对自己的社会共同体能做的最好的事情,就是去创造。

  新京报:你描写陈虻的状态:他活着,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力气挣开一样,不是为了得到什么,也不是要取悦谁,他要完成。那么,如果让你描述自己的生存状态,你会如何描述?

  柴静:我们在这一点上有一些相似。

  【记者手记】

  “柴静”纵横

  我早到了一个半小时,柴静迟到了半个小时。在这两个小时中,我又修改了一遍采访提纲,翻了一遍她的新书《看见》。

  柴静的文字,有一种力量,一种有温度又有黏度的力量,情境感极强,读者可疾速进入感同身受的状态,抒情与说理,皆是内敛而轻柔的,大多指向人生的价值与意义,夹杂着探索人性的热情,关照着那些为怜悯所涵纳的不安、恐惧与绝望。

 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在不断地向自己发问,不断质疑,故而字里行间带有脆弱迷人的气质,与此同时,又因这种发问与质疑的持续性,这些文字拥有一种韧劲,糅合着作者的执拗与激情。

  但我猜,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的人,会对这样的文字产生些许不适,因为其中经常使用的,恰恰是“我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”这种的悖论式表达,而其思考的探究,也常止于最易达成共识的界面上,诸如:过程是有价值的;人性是复杂的;认识自我是艰难的;内心要独立等。所谓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思考者那里,你都能找到相类似的句子,以及更精致的论证过程。

  不可否认的是,生活中充满悖论,而人性中有些东西,确是亘古未变,悖论式的表达附以轻灵的诗意,足以长驱直入至人的内心,击中人们内心的真实,让很多人无力还击。而所有这一切为一个记者造成的麻烦在于,你若要尊重理解对方,你便无可置疑,就像你无法问一个诗人,为何“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”,除非你能成功地获得进入对方内心的门票,细观其思考运思的过程。

  柴静说,我的理想是不断完善自我。这话对我而言,是一个诱惑,它有那么一点意思,招呼着我去探看她的内心,煽动我去描绘她精神成长的轨迹。如果她愿意交付自我,这个过程就是一次深度对话,而任何一个人,无论他的世界多么小,总还是超出了单纯的他自身,而渗透了他所在的时代、环境和当前可见世界的精神的。如果她拒绝,这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冒犯,人不可度量他人的内心。

  在我对这次采访疑虑重重时,柴静出现了。她在我对面坐下,掐掉手中的电话,对对方说,“我要开始工作了”。柴静比我想象得要瘦得多,眼神交错时,她给我一个标志性的温婉沉静的微笑,眼睛明亮,有血丝。采访前一天,她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新书《看见》,几千名读者排队几个小时,只为自己所拥有的《看见》一书扉页上有柴静手书的“柴静”二字。她对每一位上前签名的读者微笑着说谢谢。

  《看见》一书首印50万册,上市几天即大量加印,这些都被各大媒体作为新闻点加以报道。很难估量这个瘦弱文静的女子所拥有的话语影响力。她的话,现在经常会出现在一些营销微博账号上,用做“晚安”贴,她在文章里引用的他人的话,也常被当做是柴静之言加以引用,可见一斑。

  然而,当我问到如此庞大的印数是否含有对自身写作的价值判断时,她的回答是,书写完了,就与作者没有关系了。这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理论范畴的解答,一个作品,自其诞生起便拥有自己的生命,与作者无关。

  若是放在文化观察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,一部作品的流行,必是契合了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,与当前人们的日常生存需要与经验相关。探寻柴静何以流行,对我而言是另一个诱惑,但她要尊重作品自身的生命,便关闭了为我提供相关答案的门径。这是我在采访之外需要完成的事。

  因为担心自己判断有所偏颇,我在此前请身边几位长者评价柴静,其中一位要我仔细想想价值坐标,判断一个人一本书的价值,需区分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,关于前者,千百年来,经典就那么几本,关于后者,得先衡量一下当下社会的文明底线。他也提醒我,你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符合你的价值理念。

  如你所见,纵向,柴静的成长,横向,柴静的流行,是这次采访的内在纹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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